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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速度 崛起千亿智能终端产业

时间:2017年09月13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字体:


□ 杨波 侯云春

  宜宾抓住了智能终端产业西迁机遇

  ——对话深圳手机协会副秘书长余京蔚


  智能终端产业,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租金成本、水电成本上涨,逼迫手机企业向西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该产业体量大,是朝阳、无污染、带动就业强的产业,是内陆城市招商引资的重点。

  全国80多个城市和深圳手机协会洽谈过,要招商引资深圳智能终端企业到当地投资。为何宜宾从中胜出?本报记者赴深圳采访了深圳手机协会副秘书长余京蔚。

  记者:手机产业为何向西部城市宜宾转移?

  余京蔚:从大的历史趋势看,主要是劳动力和成本原因。二战后,电子信息产业从欧洲转到四小龙,中国改革开放后,又从四小龙转到东莞、惠州、顺德、深圳等区域,现在则开始转移到西部。

  可以说,是人工成本、租金成本、水电成本逼迫手机企业向西转移。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记者:如果说智能终端产业转移是历史必然的话,为什么不流向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呢?

  余京蔚:东南亚的人工等成本虽然低,但缺乏产业配套。其次,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那里工业化才起步,工人缺乏训练,订单来的时候,要赶工,他们是不会加班的。因此,目前智能终端产业只能往中国西部转移。

  记者:深圳手机企业也在向盐城、郑州、遵义等地转移,这过程中,宜宾缘何脱颖而出?

  余京蔚:手机这个产业体量大,是朝阳、无污染、能带动就业的产业,地方政府很看重,纷纷来深圳招商,企业此前也尝试了一些转移,有些经验教训。

  目前,中国生产的20多亿部手机,八成都在珠三角制造,配套企业3万家。

  从2009年,深圳手机协会便开始着手转移。当时,许多企业去江西,由于缺乏相关支持,企业纷纷失败。金立手机,也曾回湖南,但最后失败回来了。总结失败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产业链配套。

  手机产业,首先要考虑时间成本。一个手机配套产业链,除了主板(100多种配件),还有二三十个配件。这些配件主要集中在深圳为中心的半径2小时范围内。外迁办厂,一旦脱离了配套产业链,就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富士康转移到河南能活下来,是因为苹果一年只有一款机型,配套产业链稳定。而金立手机,转移到湖南,有多款机型,这就意味着需要很多个手机配件。因此,供应链管理更难,稍出问题,就很难活下来。

  对企业而言,去任何地方,都是伤筋动骨,都是生死抉择。在产业链没有健全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决心和支持。任何一个产业都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发展起来,因此,需要政府耐心培育,不能杀鸡取卵。

  通过几年的转移摸索,深圳手机协会总结出手机产业转移要满足的四大条件。第一,机场要有通往深圳的航线,提高沟通效率,降低时间成本。第二,要有海关,一体化通关,保税区报关,封仓一次性出口。第三,需要领导重视,这是最大的条件。第四、当地财政,财力一定要支撑,三到五年手机产业不赚钱,需要培育。

  在这些经验基础上,深圳手机协会在2016年就把产业转移的大旗扛到了宜宾。

  宜宾市委书记刘中伯是第一个到协会联系合作的市级“一把手”,并与深圳手机协会会长孙文平达成了合作共识。随后,深圳手机协会在和宜宾有关部门领导接触过程中,被他们的高效、诚恳感动了。宜宾市长杜紫平多次带队来深圳招商;宜宾市委常委李学焦,没日没夜地工作,在深圳五天睡了18个小时,招商团队很拼命。宜宾市副市长廖文彬、临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陶学周、副主任曹杨等一家家企业登门招商,吃盒饭、坐地铁、骑共享单车拜访企业已不是新鲜事。

  2017年7月7日,因飞机晚点,李学焦、曹杨为迎接二十多个企业家,一直在机场等到凌晨4点,对此大家都很感动。

  除了政府高层的支持,下面的工作人员也全身心支持。原临港开发区经贸科技局局长、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胡波,带着工商、财政、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过来深圳考察了4到5天,对应深圳相关部门学习,和企业交流,谦逊务实,海关怎么报关,出口怎么退税,学习全产业链,服务手机企业。

  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宜宾智能终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深圳手机协会与宜宾的合作已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招商协议范围。

  记者:宜宾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迅速,其成功经验有哪些?

  余京蔚:宜宾成功的经验,我认为首先是政府+协会的招商模式。协会引导,搭台牵线当红娘,介绍企业和宜宾认识,谈判出问题了,协会协调。其实,要带领手机企业整体转移宜宾,协会也有很大压力,要是失败了,影响巨大。但宜宾市和深圳手机协会双方都有信念,这个产业是可以做起来的。

  其次,转移到宜宾,企业成本能降低许多。人工成本,宜宾2000元到3000元,深圳4000元,差价1000元;房租,深圳市区要40元每平方米,最便宜也要15元。宜宾,前三年免费,后两年半价;深圳用电1元一度,宜宾只要0.39元,此外还有物流补贴、出口补贴。

  第三,是全产业链招商,整体转移。产业链配套,是为了解决时间成本、物流成本。同时,配套企业跟着整机走,能就近服务。配套企业西进,也能享受优惠政策,降低制造成本。

  记者:宜宾进一步发展智能终端产业,当前和今后还要做哪些方面努力?

  余京蔚: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政府要有耐心,加速做好产业配套。未来这个产业能否发展起来,取决于配套企业能否发展起来。因此,政府要有信心,持之以恒地培养这个产业。其次,政府要让已落地企业更好地生长。一些城市配套,解决好员工就医、孩子就学等难题。第三,努力做好口碑,有利于更多企业集聚宜宾。

  深圳领歌:

  努力打造宜宾第二张国际名片


  领歌,一个定位消费人群为时尚年轻群体的智能手机品牌,市场覆盖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行业称为“东南亚小王子”,年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台。取得这样战绩的,竟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年轻团队。

  8月,领歌成功与英超球队热刺签约,双方达成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领歌正式成为热刺俱乐部全球唯一手机品牌合作伙伴,成为继华为、OPPO后第三个牵手国际顶级豪门俱乐部的国产品牌。

  在深圳领歌集团总部高级副总裁周利东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领歌的吉祥物小恐龙Lino。“远古时候,恐龙曾经是地球上的霸主,我们做手机,也要在产业里有一席之地。其次,恐龙吉祥物很可爱,有年轻时尚文化气息。”周利东说。

  领歌团队很年轻,但他们一直抱着一颗学习成长的心,“追求时刻成长”这样的理念在总部办公室随处可见。

  8年前,领歌创业进入手机行业时,周利东和董事长庄晓丰及另一合伙人谢智杰,年龄均二十出头,在大人眼里还是些孩子。但周利东说:“别看我们年龄小,但我们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我们当时相信,手机会成为消费品,成为爆发品。”

  在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从MP3、DVD,到功能机、再到智能手机,见证了整个时代的进程。2009年,成千上万家贸易企业在华强北掘金。领歌集团的前身也是在当年创办,从做贸易起家。

  “当时,我们觉得做贸易这种模式不能做长远,没核心技术。”周利东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资本可以跟行业大佬直接抗衡,只能差异化竞争,当时,3G刚出来,我们就直接切入3G手机,做的手机不仅可以电话、短信,还可以上网,一炮打响。”

  “2011年,有了安卓智能手机,领歌又抓住新机遇去做智能手机。当时,许多人不敢做,看不清未来,投入比较大。而且当时很多人做了都亏本,但领歌不但没亏本,反而尝到了智能手机的甜头,更加坚定了转型智能手机的信心。”

  为什么总是冒险?周利东说,因为年轻人更敢闯吧,同时,身上还有潮汕人敢“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2014年开始,手机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领歌团队意识到市场的竞争最终将演变为品牌的竞争,因此毅然决然将绝大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有品牌领歌,而逐渐缩减了贴牌业务。2014年7月,领歌选择在马来西亚发布第一款领歌自有品牌手机,很快便进入了马来西亚手机市场的第一阵营。

  周利东说,之前,领歌做过欧洲市场,一款产品,送到欧洲3周,检测一周,反过来要两月,因时差、沟通、距离等问题,影响效率。后来,选东南亚做品牌,是因为距离近,华裔比较多,沟通更便捷。同时,东南亚人口多,缺少品牌,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做出一个品牌。

  在马来西亚发布自有品牌手机后,旗开得胜,收到了许多订单。随后领歌进入了新加坡、越南等市场。

  周利东说,做品牌,企业不仅收获了市场,而且还可以提升资源整合的能力。要供应商愿意和你打拼,如果得不到上游核心资源的支持,就很难发展。比如,2015年和2016年,由于经历了三次的行业资源荒,许多手机企业拿不到第一手资源而被洗牌出去了。领歌深刻地意识到得资源者得天下,因此不断提升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获得了业内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不仅顺利渡过了资源荒,客户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也得到了几何级增长。

  提及领歌为何选择去宜宾投资?“这是历史的选择。深圳电子企业最集中,如果你去华强北走一圈,你可以组装一台苹果手机。但为什么要离开深圳?因为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房价、物价太高了、承受不了,人才留不下来,纷纷回老家了;同时,深圳企业太多,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周利东说,“宜宾市的招商团队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他们‘贴身保姆,终身管家’式的服务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宜宾的领导班子非常富有朝气和活力,也有非常大的决心和毅力促成这个产业的发展,这让我们看到了智能终端产业在宜宾发展的未来,我们愿意让领歌这个品牌在宜宾开花结果,努力将领歌打造成为继五粮液后,宜宾城市的第二张国际名片。”

  深圳腾卓:

  依托宜宾生产基地开拓更多海外市场


  在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本报记者采访了深圳腾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泽俊。他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这张世界地图使他怀揣梦想:让公司制造的产品,去不断开拓征服海外市场。

  卓泽俊是宜宾人,2000年到深圳大学读书,学企业管理。2004年毕业后到房地产企业工作1年,2005年后,在金融机构工作4年。

  缘何放弃原有工作,进入手机产业?“那时,去华强北多看了一眼,就进入手机行业。”卓泽俊笑言。

  “在当时,深圳华强北一个很小的办公室,转让费就要5万元,贵得吓人。要是这个行业不赚钱,转让费不会那么贵。”卓泽俊凭直觉判断手机行业很赚钱,于是和在IBM工作的同学及公司的王工从功能手机做起,开始了创业。

  “当时国产手机在国内卖得并不好,但我们看到了,农村市场、国外市场足够大,这个产业会爆发。后来发展证明了,国内不知名的传音手机,在海外每年能卖1亿只,销量和华为差不多,很了不起。”卓泽俊说,手机产业,过去政府牌照管制,不让做,没发展起来。2008年,国家放开了手机牌照,一夜之间,深圳涌现出2000多家手机企业,现在由于竞争只剩下几百家,但整个行业还是发展了起来。

  深圳的手机产业,是从华强北开始的。当时,制造山寨手机。但是外界都觉得在抄袭苹果、三星。其实,“山寨”也有许多创新,金属中框、锌合金壳料、语音王、中国红配色等就是“山寨”发明、最早进行批量运用的。“经过多年锻造,深圳手机企业已经很有狼性,他们天天在市场上拼刺刀,以免提前出局。”卓泽俊说。

  “依靠大家的努力,腾卓生存了下来。”卓泽俊说,腾卓采取的商业模式是,销售人员在国外,生产在国内,研发在深圳。目前,要在中国做一个品牌,很难,可以说要开着飞机撒钱,才能做品牌。但国外还会有许多机会,比如,公司正在进入的孟加拉国,那里是个2亿人口的大市场。

  对企业为何要转移到宜宾发展这一问题,卓泽俊坦言,公司起步的时候,依靠轻资产模式,发展快。但到了一定程度,就要适度重资产。有厂房,能制造出品质好的产品,更有利于开拓市场。订单多时,就能够保证货源。“当前,在宜宾投资,政府支持力度大,这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包括上市融资等。”

  卓泽俊表示,作为宜宾本土企业,公司可以通过手机制造技术,转型开发一些新产品,比如智能水表、智能气表。公司可以把宜宾做成示范点,打开新市场。

  在海外闯荡多年,卓泽俊认为,深圳人可以说最务实,正因为他们的务实精神和努力精神,成就了多种多样的企业。

  “国家是‘蚁后’,我们是‘工蜂’,实业要冲在前面。”卓泽俊认为,中国人口多,勤奋、肯干事,中国人有家国情怀,家族意识,做事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为家族、为国家,更有奋斗动力。他将依托宜宾的生产基地,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编辑:张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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