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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逢佳节倍思亲

2019-02-04 19:24:27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编辑:郑红梅 审核:郑红梅

越来越老的是年岁,越来越浓的亲情。春节将至,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逝去的亲人——父母和兄长。

我父亲李连科又名李级三。我父亲解放前是不固定的私塾先生,有时给乡民代写书信文告,还帮助乡民调解纠纷,因为我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总能按当地的乡规民约解决许多棘手的民间纠纷,故当地乡民尊称我父亲为乡约。我敬爱的父亲于一九五六年九月病故,享年五十六岁。

我父亲去逝时,我还不到九岁。但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悉地印在我脑子里。

解放前,我们家住长江边,即现在的重庆市云阳县龙洞乡坝上场镇,小地名“坝上”,现被长江水淹没。家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自己的田地可种,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新中国成立了,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在离坝上不远的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田地。一九五二年我们举家搬到小龙山邹家湾,直到我们长大离家参加工作为止。

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没田地可种,父亲又有其他不固定的事情做,所以没种过庄稼,加之他身体不好,所以搬到小龙山周邹家湾后,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只能在家休养。我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穿着深蓝色的长衫,柱着拐杖在田边地角或院坝里走走停停,我现在想起来他仿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尤其是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父亲教我看图识字,教我认“天”时,他指着天说“天”上面两横无边,天底下有“人”,“天”多好哇;教认“地”时,他指着“地”说,“地”的左边是“土”旁,右边是“也”即也是“土”,都是“土”就是“地”。所以我觉得他就像孔乙己教咸亨酒店服务员认茴香豆的“茴”。我的三个哥哥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贫穷,都没上过正规的学校,都是父亲抽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读书识字,为他们后来的工作垫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我父亲是个智慧而慈祥的老人,可惜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差,我父亲被一个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肺结核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在他的身后有一大群优秀的子孙,可他只看到大孙子候叔。候叔这个名字是他老人家取的。之所以取这个名,是因为他的二儿子我的二哥即我后来称的三哥,候叔的二叔即将从朝鲜战场归来,家里人都期盼他早点平安回家。所以给他这个即将诞生的大孙子取名为“候叔”。候叔出生后,全家视如珍宝,我父亲经常卷起长衫包着候叔白天在小溪旁听潺潺的溪水声段练听力,在路边看花草,晚上仰望夜空看星星和月量,培养他的观察力。教他依呀学语。从那时起,我父亲就教他给我喊幺爸,意思是把我当男孩看,以后侄子们就延用了这个称呼。这是父亲对我的爱。

父亲对我们每个人都深爱,记得父亲临终前时,我在学校还没赶到他的病床前,我父亲一直问长贵回来没有?长贵是我父亲给我取的乳名。当我急忙赶到父亲病床前时,哥嫂都已站在我父亲的床前,我扑在父亲身上,听到他清楚地说你们大家都好,然后心脏就停止了最后的跳动,我敬爱的父亲与世长辞了。

我爱我最敬爱的父亲,他老人家虽离去多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心里而且永远的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

我母亲宋宅叔,是一位伟大的贤妻良母。她没读过书,她不识字,但她心灵手巧。她善良,她乐于助人,左邻右舍都很尊重她。她很勤劳,特别能吃苦。解放前,我们家还在长江边的坝上住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田地可种,就很想自己种点东西,于是每年的洪水退去后的秋冬时节,枯水期到了,凡是像我们家一样没固定职业没有自己田地的人,都要抢着挖河沙地,种点麦子、豌豆、蔬菜等,待到次年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收割,否则就毫无所获,可这些抢季节抢时间的事,只有我母亲一人辛劳,直到后来我大哥李长才稍为大点了也帮忙干。

我母亲是很辛苦的。但我母亲尽管很辛苦而且家里也很穷,她还毫不犹豫地帮忙抚养了我幺爸家的一个孩子李长城。李长城比我自己的二哥大点,就将他排在我二哥的前面叫二哥,我自己的二哥叫三哥。因为幺爸为了躲避国民党抓丁,在国民党兵乱枪中遇害,他家里就剩下幺婶和李长城,生活本来就艰辛的幺婶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她难以维持生计,决定要改嫁,又不能带孩子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李长城并抚养到他能自食其力。我母亲多善良多伟大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房屋和田地,我们举家搬迁,我母亲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响应党的号召,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曾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尤其是建立人民公社后,各地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集体伙食团。全队人自家不开伙,大人小孩都到伙食团吃饭。我们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我母亲的咸菜做得好,所以就选她负责给伙食团做咸菜。的确我母亲的咸菜做得好,色、香、味俱全。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好评,而且大力宣讲,并将她做的萝卜干、泡菜、盐菜、榨菜等分别用盘子摆装好,用专门编织的大篮子,篮子边上扎着花,选专人挑着在其他伙食团巡回展览。深受各地赞赏。

我母亲确实能干,心灵手巧。她不仅会做咸菜,也会做家常菜,我们至今还在回味母亲做给我们最爱吃的菜:如紫苏鸡、盐菜扣、喜沙肉、茄魚等,而且这些菜的做法也基本传承给我了。所以,每当我现在做这些菜,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味道。

我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不仅勤劳、善良、能干,而且还能处理好世人都认为难处好的婆媳关系。我三个嫂子,除幺嫂在外工作没和母亲长期相处外,大嫂三嫂都基本跟她长期相处,可很少翻脸。这在当年农村那个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母亲一九八一年五月份去逝,享年七十九岁。

我爱我的母亲,我敬佩我的母亲,我要学习母亲大人的优秀品质并努力传承。以此永远愐怀母亲,感恩母亲!

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

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我有三个哥哥,大哥即我称呼惯了的哥哥李长才。三哥李长元,幺哥李长谋。可他们都相继离我而去了。我今年也七十有余了,到了古人说的人活七十古来稀的年岁了。现在我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深意与份量。它暗示了生命的长度与亲情的浓度。这几天我一直在虚幻世界里与我已故的哥哥们打交道。以往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涌现出来了。

我哥哥(即大哥)比我大近二十岁。我哥哥在我们我们家庭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他劳苦功高,具有顶天立地的作用。

我哥哥深沉、稳健、少言,威严而又慈爱。我妈妈说,我们从原来住的长江边“坝上”那个地方,搬到小龙山邹家湾时,我还不满四岁,是我哥哥一步步把我背上小龙山邹家湾的。

搬到邹家湾以后,哥哥就是主要劳动力。当时哥哥还没结婚,家里分得了五个人的土地。这五个人的土地,除妈妈忙完家务后能下地干点农活,其余全是哥哥一人干。因为父亲身体不好,加之他是个文化人,他从没干过农活,他根本干不了农活。我呢,又年幼,不能干事。三哥呢,在我们搬家之前就当兵去了,幺哥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工作队,一是很少有时间在家干活,二是他也不像大哥能吃苦,他本来就不想干农活,即使有时下地干活,他也心不在焉,只盼着有人来通知他开会,一旦有人在对面山上喊李长谋,他跑得比兔子还快。据说当时来小龙山分田地就是大哥哭着闹着要求的。因为他是老大知道家里的难处,在“坝上”坐时就是因无田无地,仅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和他本人下苦力养家活口,那样的日子他再也不想过了,他懂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家几个人的农活,几口人的生活担子他一人担,他也无怨无悔。

哥哥有几次脱产当干部的机会,但他放不下家里的老小,他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龙洞公社下文派他去种猪场当场长,一九五七年红狮区委下令调派他去长江林场当场长,还有一次好像是一九五八年又派他去二道村当驻队干部,这一次我记得大哥似乎有点动心了,因为那是他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跳出农门是求之不得的事呀。但哥把家里面的情况再次恒衡量了一下,他还是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再次决定在家做好党的基层工作,同时照顾好家里一切。这样在外工作的两弟弟没后顾之忧,我们在家的人也无忧无虑。这是大哥献给我们一家的无声的大爱。

哥哥留在家里确实对我们有利,在吃集体食堂和国家遭受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了许多人,而我们大队很少有人饿死。这是哥哥及其他大队干部的功劳。特别是我们家庭里,当时我们家里有候叔、后平,有我母亲、大嫂、三嫂和我。因为哥哥的巧妙安排,我们一家老小都平安地度过了那特殊年代的难关。哥哥为了我们这大家献出了他全部的爱,可敬啦!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故陵读初中,那时都是自带口粮,每周五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回校时就必须带足一周的伙食。当时家里是妈妈管事,差不多我回校时,哥哥就会问给我带的伙食够不够吃,同时提醒我妈给多带点,我打心眼里很感激哥哥。哥哥还笑着对我说:“妹女娃子,我只送你读书,我不给你送陪嫁哟,你要好好读书哦。”可是我辜负了哥哥,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当时全县只有两所高完中,就是云中和云安中学,考取的难度相当大。但一九六六年春,万县农技校招春季班,明确招刚毕业的应届生,哥哥叫我去报名,我不想报“农”字号的。哥哥说去报,我到公社去给你领招生报名表,我才很不乐意地填写了报名表。一九六五年九月份报名,同年十月份考试,十一月底发录取通知书,结果我被录取到万县农校植保专业118班。正月十五以后,好像是二月多少号报名入学。我哥哥高兴极了,并说“妹女娃子终于跳出农门了。”农校要求报名之前要把粮食户口关系办好,当时转户口要转三个月粮食才上户,我们农村人没有细粮,只能用粗粮到粮店换。于是我哥哥就请人帮忙一起往粮店挑粗粮,足足地挑了两天才够。到了报名入学的时候,我哥哥又亲自帮我挑行李送我上学。因为那时到万县就是出远门,而且是头一次,哥哥不放心一定要自己送我到校。我们乘坐的轮船一靠岸,就看见万县农校迎接新生的同学举着牌子喊“万县农校的新生请上车。”见此情景,我哥哥又连声说“好,好。”并嘱咐接新生的同学关照我,哥哥在学校住了一晚就回家了。回家不几天,哥哥写信给我说如果有困难就告诉他,同时信上还告诉我,嫂嫂二月初六又给我生了侄儿,取名后卿。所以后卿的生日我记得很清楚是旧历的二月初六。

哥哥为了我们的家,长期守护着我们的家而从不表白,从不居功自傲。这就是哥哥深沉稳健的表现。但在工作中,他既严格而又灵活地执行政策,又能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承受能力和既得利益。故,我们村上的人尊称他为活菩萨。但对歪风邪气他从不手软,使我们地方治安不错,人们又送他一个压邪的老虎称号。哥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几十年,从当记分员到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支部书记等,其中任支部书记的时间最长,一直当到他七十多岁退休为止。在他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由于工作出色,他获得了许多殊荣,如农业学大寨标兵、学雷锋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党支部工作者,等等。

哥哥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多次拒绝脱产当干部,决心做好当地党的基层工作,他做到了。在做好当地基层工作的同时要守护好我们的家,他也做到了。他是我们家的功臣。

哥哥的功德,我们铭记在心。哥哥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哥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的三哥李长元,他一生坎坷,终生不得志。但他满腑诗文,文学功底雄厚,却无用武之地。在屈辱中度过一生,悲愤地逝去。我一直为他鸣不平,一直为他申冤。我至今仍为九泉之下的三哥哭泣。

我三哥,不光是学识渊博,还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他是个“宁愿人负我,我也不负人的”侠肝义胆人物。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他先后在高阳中学和龙洞完小任教时,学生、家长都尊重他,爱戴他,他的教学能力无庸置疑。他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支助贫困生,他富有同情心,他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那些受到过他支助的学生和没受过他支助的学生,都懂他,就是他后来受到非人的待遇,他很多学生都去看望他,是对他最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他对家庭也看得重,只是他后来的许多年里无能力爱家。我记得之前,他在高阳中学教书时,那时我们的大家庭还没分。他每逢节假日回家,都会大包小包地带回家很多东西共享,如罐头、水果糖等其他当时难买到的东西。他如果给三嫂买一段布做衣服,他也一定会给嫂嫂买同样的东西,不分彼此,同享同乐。

文化大革命中,幺哥一家回小龙山邹家湾躲武斗,三哥在外面有时也设法买东西回来给我们家里每个小家分送,我们的大家庭是一九六四年分的。他最心疼侄儿侄女,他如果买了好吃的东西,每个侄儿侄女都有份。他关心他们的学习,严格要求每个孩子,不准迟到早退。有一次候叔因为天气很冷,衣服也单薄,早饭后的时间也晚了,就准备偷懒不去上学,被三哥知道了,他拿起条子追赶,要求他必须去上学,候叔硬是哭着上学去了。三对侄子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

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万县农校读书,全国各地武斗,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我当时也是被充分调动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地参加大辩论大游行,随时都有死亡的威胁,我却初生牛犊不怕死。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老家谣传我在武斗中被打死,害得我们一家哭成一团。这时我三哥说光哭有什么用?我去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要去看个究竟,据说当时幺哥叫不要去,有可能又多死一个,三哥当时吼他是怕死鬼,三哥冒死出发了。当时长江轮船停航,只能徒步走到云阳县城再联系小木船到万县市。经过了三天多的时间艰难地到了万县市,万县市二马路以下被当时的赤旗战团管制,二马路以上属东方红领地,我属东方红队员。三哥上岸以后,要经过层层岗哨才到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城旅馆,说通了江城旅馆的门卫,就暂住在江城旅馆。也算巧吧,也可能是三哥的举动感动上帝,第二天在二马路就遇见了他高阳中学的一个学生,恰恰这个学生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东方红的队员都住在万县市委党校。于是那个学生就带三哥来我们住的地方,三哥见我精神抖擞,俨然一个勇敢的斗士,和同学队友们之间像亲密的战友。三哥高兴极了,讲了家里听到谣言后的情况后,又说看到了我的现状后,他放心了,回家后他好交待了,明天就回家去,并问我一同回去不,我当时就表示不能走,要坚守战斗岗位。他说我明上午九点走,已叫好一艘小木船,叫我明天去送送。第二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去送我三哥,走到江边,三哥和那位船工坐在船上等着呢。我蹦蹦跳跳地跑到江边跟他说话,我根本没想到这是三哥要“骗”我回家的计谋。我们说了一会话,船工说要开船了,可能三哥早已和船工商量好了,三哥叫我去拿点钱,于是上船站在三哥面前等三哥掏钱。就在这时船工一撑船,一下就撑到离岸几丈远,这时我才明白三哥的用意,我哭着跳起来了,可三哥笑得特别开心。因为没带换洗衣服,三哥买布给我做新衣。我回去以后,一家人由悲变喜,都表扬三哥做得好,尤其是我妈更是拿此事跟幺哥相比,骂我幺哥自私不是人。

文化大革命后,三哥遭到了灭顶之灾,自身难保。他本来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是个像陶渊明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尤其经过近二十年的铁窗生活,心理受到莫大的创伤,扭曲了性格,使他多疑、孤僻,不相信任何人。由于自卑,不愿跟任何人交往,致使他跟家里人也疏远了。一般人都说他是性格悲剧,我却认为是社会悲剧,政治生态的悲剧,毁灭了一个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人才。如果不仔细了解他的经历的人,是不能真正懂他的。

他小时候之所以误入国民党的青年军,也是因为他在家整天挑煤卖也吃不饱肚子,又看不惯有钱人家那些孩子整天得意洋洋,游手好闲,他恨透了,所以在一次挑煤的途中一气之下跑出去了,想出去看看。没想到跑到云阳县城,遇到了国民党招青年军,他不知道青年军是干什么的,听说要给新兵发饷、发新衣服,他为了给家里挣点钱,就报名了。立即将发给的两个大洋请在云阳县城小河口杂货店当店员的堂兄李长城带回家。但后来发现了国民党是祸国殃民的,所以他选择了在适当的时候起义投诚解放军。朝鲜战争暴发了,他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还立过两次三等功。他骨子里是有仁爱之心的,也是个很正派的人。

三哥人生的悲剧,是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给他造成的。我为三哥的悲哀而痛惜。我希望他那颗受伤的心在上天得到安抚,安息九泉!

(李长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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