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起义为什么发生在彭州龙兴寺？

□李后强

成都起义实质是指彭州（彭县）起义，它产生了“蝴蝶效应”，影响整个四川甚至大西南的解放。起义的标志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发出通电，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彭州（彭县）起义为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为纪念这个历史事件，2019年12月29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等在彭州召开了“纪念成都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或出席会议，成果丰硕。会后，我接到一些来信，特别是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大和尚问我，这么重大的事变为什么发生在龙兴寺？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会议文集和何一民、刘光元、庄永红、李洪等学者的文章，对此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学术界认为，促进成都和平解放的因素很多，比如周恩来同志对“刘、邓、潘”长期细致的统战工作，人民解放军大迂回大包围挺进大西南对四川形成“南北夹击、关门打狗”态势，“刘、邓、潘”三位将军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而处境艰难等等。归纳起来，就是“形势逼人、政策感人、人心所向、水到渠成”。但是，彭州特殊的地理区位和龙兴寺的能海法师，对于起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绝不可忽视。可以说，成都和平解放的临界点出现在龙兴寺，彭州是福地，能海是关键。

一、非信息化时代彭州最适合屯兵打仗

从地理区位来看，彭州（彭县）地处成都平原与龙门山过渡地带，介于东经103°10ˊ—103°40ˊ、北纬30°54ˊ—31°26ˊ之间，距成都市区22公里，是成都北向交通门户枢纽，南连新都、郫都，西临都江堰，东壤广汉、什邡。彭州地形比较复杂，山、丘、坝俱全，形成了“五山、一水、四分坝”的自然格局。彭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长、东西窄，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三种地貌，北部为山地，中部为丘陵，南部为冲积平原，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0%，丘陵约占11%，平原约占39%。彭州水资源丰富，境内河川纵横，有大小河流90条，分属沱江、岷江水系。境内地貌从白水河至关口之间，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地区，有一系列大大小小拔地而起的山峰，如尖峰顶、天台山、白鹿顶、葛仙山等数十座，称为“飞来峰群”，是青藏大冰盖冰流的搬运和堆积作用而产生，称为“巨型冰川漂砾”，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由花岗岩、石灰石岩组成的突兀山峰或“冰川漂砾”，山景、林景、水景、气景俱全，凸显出壮、险、奇、幽的特点。

从人文历史来看，彭州有3000多年的历史，人文底蕴厚重，曾是“五教汇聚之地”。千百年来，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此汇聚，和谐共存。历史的深厚、文化的多元，让人惊叹不已。位于彭县城北的千年古刹，素有“七佛胜地”之称的龙兴寺，是信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标。相传，龙兴寺始建于东晋义熙年间，初名“大空”，历经梁、隋、唐等朝代的不断扩建、培修，渐具规模。唐代武则天称帝时有沙门法明等10人，“大空”易名为大云寺，后又将大云寺改为中兴寺，最后定名龙兴寺。历史上，龙兴寺知名度很高，香火旺盛，是川西著名佛教圣胜，是老百姓心中的净土。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彭州是非信息化时代最适合屯兵打仗的地方。一是物产丰富有利于屯兵；二是地形多样有利于打仗；三是距离适中有利于进退；四是古刹龙兴寺有利于隐蔽。因此选择在彭县起义是正确的，是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军事家的高见，英雄所见略同。从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入驻彭县龙兴寺到27日撤离，历时19天，这个时段是四川方志和中国军事闪光的史迹。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蒋介石为了最后挣扎，于30日从重庆飞逃成都督战，部署“川西大决战”。要在蒋介石眼皮底下策划倒蒋起义，风险太大，如果走漏风声，将功亏一篑。彭县有地理优势，战略位置好，进可一马直下成都，退可据守巨大的龙门山。这就是自然的造化，“上天”的安排。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是四川人，熟悉家乡山山水水，在蜀中经营多年，分别担任过四川省主席，威望很高，在四川一呼百应，与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关系密切，并且与中共地下组织和民革民盟负责人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周恩来长期耐心细致做“刘、邓、潘”的统战工作，感情深，信任度高。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察觉刘文辉、邓锡侯有“不轨”行为，立即通知他们于下午四点赶到成都北校场开会，刘、邓当即识破阴谋，商量决定立即分别北上彭县，共谋起议大计，随后潘文华也前来会合，龙兴寺顿时成了起义军总部。当时龙兴寺僧人不分宵旰，殷勤接待安排食宿。12月9日，“刘、邓、潘”三将军在龙兴寺发出起义通电，西南战局为之大变，直接推动了当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千年古城成都完好无损，创造了军事奇迹。三将军离彭时对龙兴寺众僧说：“感谢你们支持，起义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要上报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保护好龙兴寺”。作为川军前辈的能海法师当时恰在龙兴寺讲经，参与了起义大事。

二、龙兴寺是成都起义大本营

能海法师在出家之前做过军官，在滇军时还做过朱德的老师。在成都近慈寺（藏王敕封的黄教庙宇）建立金刚道场，引得信徒无数，其中包括四川的一些军阀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田颂尧等军政要员，因佛教信仰与能海法师多有交接，或上庙拜访，或听经捐助，或请能海到家里聚聚，于是在能海周围形成了一个交际网络。这些军阀在能海旗帜下找到了“烧砖、培佛、建塔”的聚会理由。

能海法师是一位爱国高僧，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使他彻底绝望而皈依佛门。川军将领刘文辉与刘湘是叔侄关系，刘文辉一生把佛事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随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处必设经堂。当时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合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同时彭县又是邓锡侯95军的防区，因此“刘、邓、潘”很早就把成都起义策划地点选在龙兴寺。潘文华对能海法师非常敬重（两人于1908 年在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时义结金兰），能海与刘文辉、邓锡侯等也交情深厚。当时能海在中国政界和佛学界享有很高威望，他不想让“川西大决战”使成都遭殃、百姓受苦。对此潘文华非常清楚，当潘文华把这个最高军事机密告诉能海法师时，这位高僧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能海说，彭县是邓锡侯将军的驻军防区，佛教庙宇不会引人注目，在龙兴寺策划起义万无一失。能海法师吩咐年轻徒弟、龙兴寺住持正乘大和尚洒扫庭除，挑水买菜，备用食宿所需，把寺内方丈室作为讨论军机的密室，把藏经楼二楼作为总指挥部。“刘、邓、潘”及其部属汇聚龙兴寺后，龙兴寺就成为了成都起义的大本营。许多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四川爱国人士通过不同渠道来到彭县。

根据刘光元、郑兴明所著《彭县起义》，“刘、邓、潘”彭县起义抉择很艰难，当时蒋介石派了许多说客来彭县纠缠、引诱、威胁他们，意见难于统一。由于10日传来云南卢汉已经于9日起义的消息，加之周恩来电令的催促，“刘、邓、潘”感到机不可失，不能再等待，终于同意联名起义，并成立了起义综合领导小组，下设策反组、宣传组、保卫组、军事组等。考虑不能晚于卢汉起义，于是决定将时间写为12月9日与卢汉同时宣布起义，实际发电时间是1949年12月12日。由于彭县的电台不知道中共中央的呼号，只能由雅安的中共电台发出。“多宝道人”刘文辉早有准备，12月7日就派副官将拟好的起义电文送到了雅安的共产党员手里。参加起义的还有，成都警备区司令严啸虎、川康绥靖公署高参乔毅夫、成都第12任市长李铁夫、第13任市长乔诚、第95军军长黄隐、21军师长张斯可、民革党员邱翥双、民盟成员潘大逵等，他们住在龙兴寺内，得到能海的精心照料。 

1949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得知“刘、邓、潘”起义通电，惊得从床上跳了起来，特别是通电开头就是“蒋贼介石盗窃国柄二十载于兹，罪恶昭彰”，使蒋介石瞠目结舌，不得不作出了马上离开成都的决定。蒋介石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也或许是永别，胸中别有一番凄凉滋味，多少往事涌上心头。13日晚饭后，他把长子蒋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伤感至极。当晚11时，蒋介石钻入一辆汽车，前后均有装甲车和坦克护卫，乘着夜色直驶成都新津机场。中美号专机徐徐驶入了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那是1949年12月13日。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只能望洋兴叹。关于蒋介石离开成都时间，过去说是10日下午两点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因为12月10日晨云南卢汉给四川刘文辉发了电报，要求刘会同四川各路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报同时被蒋介石截获，所以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决定当日离蓉。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日记中10号的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蒋介石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 ，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蒋介石还写到“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著名民国史和蒋介石研究专家郭岱君说：“起飞的时候，在成都上空绕了两圈，他眼泪流下来。这一次离开，他再也没能够回到中国大陆。”现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是在12日之后离蓉。刘文辉的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这些表明，蒋介石是在13日晚逃离成都，直飞台湾。12月27日历史名城成都和平解放，蒋介石“火烧成都”“川西大决战”“建立陆上基地”等计划随之破产，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了。成都历史性地成为蒋介石从大陆逃往台湾的最后一站。

在彭县起义中，能海法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三、能海法师的传奇人生

能海法师是近代显密圆通的著名高僧，39岁于四川新都宝光寺出家为僧，嗣后接法于佛源和尚，为禅门临济宗第44世法脉。出家后不畏艰辛，两度入藏求法，礼西藏大德高僧康萨老喇嘛为师，尽得喇嘛显密法要、衣钵真传，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28代嫡传。

从《能海上师传》等史料可知，能海法师1886年农历腊月22日生于四川绵竹汉旺场，俗名龚学光(字缉熙)。1887—1899年在汉旺，后迁县城，父母去世，依姊为生，就读私塾。1900年14岁入成都恒升通匹头商号为学徒。1901—1904年在恒升通商号边打工边学习。1905年20岁考入陆军学校速成班，与刘湘、乔毅夫等同学。1907年在陆军学校速成班以优异成绩毕业，任康定张蓬山镇守使部侦探大队长，1908年升任营长。1909年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朱德、杨森等皆为学员。1910—1913年讲武堂结束，返川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1914年（民国三年）他被调入北京将军府供职，闲居无事，开始涉猎佛书。1915年赴日本考察实业，半年返京。在北京大学听川人张克诚讲授佛学，初萌出家之念。回川商之于姊，以无嗣未允。1916年将军府废，他应川军将领刘湘之请，任驻京代表，曾赴张家口等处考察。1917—1923年在成都，创办少城佛学社，时有法师、居士来社讲经，他既当学生，也当老师，佛理益精。1924年39岁，生子述成，甫四十日，即礼佛源法师出家，法名能海，号阔初（一作润初）。继赴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佛源法师任羯磨，同戒有永光、果瑶等。出家后，矢志赴藏求法，刻苦学习藏文和深入钻研佛学，在国内多处讲经和举办法会，长期在成都大慈寺、文殊院、昭觉寺等讲经传戒。1938年在彭县龙兴寺说法，皈依弟子三百余人，发愿重修龙兴寺舍利塔，成立重建龙兴宝塔临时筹备委员会。1942年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四众云集，盛况希有。1943年两次到彭县商议修建佛塔之事，11月在成都文殊院集会修法，订立建塔实施概要。1944年在彭县龙兴寺安居，开窑烧制建塔用砖；按照印度菩提道场舍利塔（加尔各答金刚舍利塔），先建龙兴寺模型塔一大四小，高低十多二十米，亲为监造。蒋介石曾派人请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又征聘入陪都宗教联谊会，他均毅然谢绝。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命美国驻华使馆成都编译处处长Christtion与编辑主任Ellist，持其亲笔签署函，赴成都南郊近慈寺，拜会能海法师，邀请赴美讲学。原函有“敬请驾临我国，宏扬佛法，以济国人道德之贫乏……”等语。法师以法务在身，辞谢，并谓“今后有人去”。1946年在近慈寺，始译《毗卢仪轨》等。1947年在彭县太平寺安居，讲《法蕴足论》、《圆成次第》、《慧行刻意》等。1948年彭县龙兴寺模型塔建成。1949年参与彭县起义推进成都和平解放。

1950年能海法师在成都近慈寺接待解放军代表询问进藏事宜，他详细告之，并选弟子隆果等作为翻译和带路人。1951年10月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10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12月随宋庆龄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会议，会后取道莫斯科，经外蒙古回京。1953年秋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副会长。1954年9月，赴京出席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等等。1967年元旦在五台山示寂，世寿81岁，荼毗后遗骨葬清凉桥。1978年3月，五台山佛协于显通寺为他召开追悼大会，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中国佛教协会均派代表参加，并函电致悼，建塔于善财洞宝塔山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解放后，能海法师先后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一、二届会议，任中国佛协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住锡北京广济寺期间，朱德委员长常过从存问，畅谈往事，待以师礼，并赠衣致慰。

能海法师一生创建了成都近慈寺、绵竹云雾山、重庆、上海金刚道场、五台山清凉桥等多处密宗道场，讲经弘法、注译密宗经典，尤其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