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命运论

□ 杜阳林

我命由谁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曾这样说道：“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是国家之间竞争的真正实力，企业家的命运是国家兴衰的风向标、晴雨表，凡是企业家愉快的时代就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时代。”

李后强教授语意鲜明地指出了企业家命运与时代、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诚然，国强而民富，若没有强大祖国的坚实后盾，若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即使是天纵其才，恐怕都难以在命运这张白纸上，描绘出抱负伟大的蓝图。比如历史上颇具盛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因兴办蚕丝厂，遭外商抵制，在这场中外大商战中，胡雪岩身后所依靠的，是摇摇欲坠腐败落后的清政府，它非但没有给予企业家强有力的援助，反而在胡雪岩元气大伤时，各地官僚蝗虫般涌来，敲诈勒索，吮血啃骨。胡雪岩的“倒下”，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

那么，人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自我的命运呢？魏晋李康有篇《运命论》，开篇便是：“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在李康看来，运谓国家兴衰，命谓人生显晦，二者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家亦未能免俗。

什么是企业家呢？两百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创造了企业家这个词，他认为企业家的使命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美国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进一步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企业家社会。”2018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话语掷地有声：“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迎难而上，更需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当前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呼唤更多能力卓越的企业家，鼎力创伟业，赤心迎盛世。

举目望世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过多少威名赫赫的企业家，有的横空出世，创下不败骄绩；有的灿若流星，迅速惨淡离场；有的稳扎稳打，逆境开辟血路；有的功败垂成，大厦毁于一旦。

企业家的奋争与求索过程，是充满了激情、狂喜、苦闷、悲愤、低落、振奋等复杂情绪的过程，是企业家勇于创造自身命运的过程。岁月变迁，企业家们驾驶着自己的小舟，在茫茫商海中沐雨栉风、劈波斩浪，于天地之间，书写自己的一份英雄传奇。无论输赢成败，过程都足够精彩。可是，求胜是企业家或曰人的生存本能，即使失败，我们也想从失败之中提取成功的养料，而非仅仅沉湎于苦痛。特别是在今天，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的今天，且让我们借“企业家命运”之题，回首往事，总结经验，为着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扬帆远行，继往开来。

跌宕四十年

1978年，对于“中国商业历史”而言，是一个怎么都绕不过的历史节点，回望神州大地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史，当封闭和禁锢一点点被打破，人们思想得以解放，更多选择自由，商业的力量，便以令人惊叹的韧性破土萌芽。

市场从弱小粗糙到充满生机活力，企业家从懵懂草莽到百炼成钢，四十余年波澜壮阔，四十余年悲喜交集，除去企业家学识、阅历、经验、才干、态度等等个人因素之外，乘坐1978年改革开放的“扁舟”出发，商海已换了几重天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中国商业的外部环境、财富逻辑等都已发生深刻变化，某些方面甚至是翻天覆地的颠覆性变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不仅适用于自然环境，同样适用于竞争激烈的商业世界。

彼得·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中曾写道：“创新是企业家的具体工具，也就是他们借以利用变化作为开创一种新的实业和一项新的服务的机会的手段。”若是因循守旧、坐井观天，只会错失发展良机；但若盲目跟风、自废武功式的革故鼎新，又无异于杀鸡取卵。那么，具有何种命运的企业家，更容易摘取胜利冠冕呢？若我们手绘一个坐标轴，以垂直坐标轴为时代，以水平坐标轴为社会，中国企业家，在这个坐标轴中，将从原点出发，画出怎样生动的图形，演进怎样跌宕的命运变迁？

很多专家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中国企业家的拓荒时代，柳传志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让柳传志和同僚们兴奋不已，他们所在的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鼓励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以柳传志为首的11名科研人员，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这间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里，创办了“联想”。下海之初，创业者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20万元创业资金很快就被骗走14万元，为了解决生计，他们甚至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

跨入1990年代，产权改革运动的声势渐渐喧嚣浩大起来，此时，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国营企业的振兴战略，制度松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联想控股掌门人柳传志以其天才企业家的敏感，嗅出了公司“产权明晰化”的机会。

在过去几年里，柳传志一直在为联想控股的产权不清问题而烦恼，因为起步资金是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划拨的20万元，在发展过程中又依靠其资源支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联想的资产性质都是“100%的国有资产”。1992年，柳传志申请将联想公司脱离中科院计算所管辖，直接纳入中国科学院的名下，这是柳传志对当时“国有企业”联想进行股权改制的第一步。

1994年2月，趁着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际，柳传志提出了一个当时看来大胆且史无前例的“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将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45％归员工。对此方案，中国科学院没有提出异议，但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却表示了反对。

面对阻碍，柳传志既没有“硬碰硬”，也没有气馁放弃，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了新的红利分配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对此，当时中科院的院长周光召很开明，表示没有异议。柳传志进而又将35％的分红权进行了明确的分割：1984年的开创者占35％，1986年之前加入公司的占25％，1986年之后的占40％。最终，这个分配方案获得了通过。

2001年，在该方案的基础上，北京市牵头，科技部、财政部、中科院联合批准了联想控股的股份制改造方案，联想用此前积攒的未分红的资金，购买了35%的股权。于是，联想的资产清晰计划终于水到渠成。通过股权改制，柳传志为中国的国有高科技企业，探索出了一条产权公私共有的新模式。

有人说，在决定个人命运的所有因素中，制度往往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的聪明才智、性格修养、眼界阅历，与之相比，都太过渺小脆弱。若制度无常，命运即无常。以柳传志为领军人物的“革新派”，曾率先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大大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回望这条创新之路，身为企业家的柳传志，站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以绵薄之力，推动了制度的革新，解除了制度对于命运的困缚，为个人与企业的未来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他在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期，以一种柔韧的姿态，掌握了命运的主动权。

如果说柳传志在与制度的博弈中，独具一双慧眼，能看清发展大势，果断出手，赢得胜利，那么，自然有“倒在沙滩上”的先驱者。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法规、制度，并不是一步到位，颇具冒险本能的企业家，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遭遇商业之外的诸多挑战，许多企业家为了突破企业发展的瓶颈，经营模式和战略意识大大超前，模式超前，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是盲目冒进、狂热扩张，很快让企业资金链勒住脖子，无可奈何走向衰亡。比如，2001年，曾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0名的企业家顾雏军。

1988年，曾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无氟制冷剂，随后在英国创办顾氏热能技术（英国）有限公司。从1990年到1995年在欧洲发展的五年间，英国投资商出厂房和资金，顾雏军出技术，靠卖制冷剂分红赚钱。顾雏军通过技术入股和资本市场运作，赚得17亿美元。

1995年，顾雏军回国发展，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上市后顾雏军又出让股权，套现3亿多元，又有1个亿的分红，再加上从国外带回来的17亿美元，就成为顾雏军在国内收购和发展的资本。

2001年，顾雏军通过旗下顺德格林柯尔斥资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6.43%股权，成为科龙电器第一大股东。收购第二年，科龙就扭亏为盈，2004年销售额达到128亿元。接着，格林柯尔于2003年5月收购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2003年11月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股份，2004年4月收购襄轴股份29.84%的股份，标志着格林柯尔进入汽车制造和零配件行业。这样一来，顾雏军就控股了5 家上市公司。

然而，格林柯尔大肆收购和扩张，开始引发质疑。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他还明确提出：科龙被收购前连续两年高达8.3亿元和15.6亿元的巨额亏损实际上是利用不当的坏账计提方式做出来的，而其后的盈利则是将前期计提资金回转后带来的“虚假利润”。紧接着，中国证监会入驻调查。2008年1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顾雏军入狱后，专栏作家叶檀曾这样说过：“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顾雏军超前的思维模式，企业所依赖的区域小环境不适应他的变革，他过早地掀起了产业整合浪潮，他的见识与才干，遭遇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瓶颈”，彼此激烈碰撞，才使得这位“丛林英雄”身陷囹圄，落得如此惨烈下场。

认命而改运

有人说，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本土企业家诞生、发展不过区区几十年，和西方具有几百年企业家历史相比，无疑是稚嫩的，但纵观中国这四十余年，时势造英雄，企业家的命运沉浮和时代、社会紧密捆绑，在经济发展、制度进步的不同阶段，企业家们的不同命运，最终为构建良好的中国商业环境、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做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

若简单划分，命运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听天由命、人定胜天和认命改运。如果说“听天由命”太过消极，“人定胜天”又过于乐观，那么，“认命改运”也许更加符合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儒家的孔子便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如果不懂得命运，便不能成为有所成就之人。而道家的庄子说道：“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为圣人之勇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战无不胜，取决于他的内心，而内心的强大，则源于他在深知天命的奥义之后，能养成愿待时运的耐性，并最终去修得心静如水的淡然。

“知命”而“待运”，并最终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变运”，这是中国式哲学的变通，也是中国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提炼出并能适用于实践的真知灼见。

认命改运背后的逻辑，与管理学理论中的“效果逻辑”十分相近，效果逻辑即是说，在充满不确定性并难以预测的环境中，具体任务目标无法明确，但创业者具备的资源或拥有的手段是已知的，他们只能通过现有手段的组合创造可能的结果，并开创新的事业。

效果逻辑与传统的因果逻辑迥然不同。因果逻辑从给定的目标出发，重在从现有手段中筛选最优方案来实现目标；而效果逻辑则是从给定的一组手段开始，重在从这组手段中发现可能的结果，这里的结果不是预知的。因此，效果逻辑与认命改运信念的作用原理是相通的。

因果逻辑决策所适用的商业环境，需稳定的内外部环境，才使得风险概率容易预测，确定和实施目标较为容易。而效果逻辑决策，更适用于目标、市场、风险等种种不稳定情况，更适用于“动态”和“变量”。

知其命，但奋力改其运，也许是中国企业家的“本能之选”，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之后，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面临的外部环境与西方企业的外部环境有着较大差别，典型特征包括法制不够健全、政策不够连贯和信息不够透明。历史一步步走到今天，当我们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以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创造出了更适应企业家健康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的制度环境，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凝聚了四十余年无数企业家的辛勤奋斗、汗与血泪、经验和智慧、挫折与成败。

固步自封或者步子拖沓，都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远远抛诸脑后，创新求变，使企业发展始终与时代合拍，节奏一致，才能“常葆运势”；但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面对眼花缭乱的种种“风口”，只有经受住各种诱惑，擦亮一双慧眼，保持战略定力，才能正确识别风险与机遇，得以“命途顺遂”。当然，要创新而非激进，要求变而非保守，不但需要理性头脑的判断，还需要企业家具有哲学思维能力，视野开阔广博，专业知识扎实，深耕行业资源，对行业趋势和发展前景有着深刻的洞察，具有脚踏实地去实现目标的意志与能力，在行进过程中不管受到何种阻挠都能百折而不回。

只有这样，当个人修养，叠加时代与社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天时地利人和”完美统一，当代企业家，在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作为撬动信息化巨大能量的关键人物，才能在未来的商业舞台上，奏响时代凯歌，书写不朽篇章。

（本文作者系四川泛美集团董事局 杜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