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锁”东坡的超级宇宙？ 蒋蓝新著《苏东坡辞典》86个关键词回答

 泽登旺姆

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了12位公元1001年-2000年的“千年英雄”，苏东坡成为全亚洲的唯一。他是林语堂口中“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也是钱穆眼里”罕见的千古完人。”千百年来，今人总能从他温暖的性格底色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生活热情。

近日，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蒋蓝著作的《苏东坡辞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蒋蓝用辞典式的写作手法，巧妙地以86个与苏东坡相关的关键词为线索，从物品、地名到事件等多维度的记载，将这位文学巨匠的一生娓娓道来，展开他的精神地图，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更为立体的苏东坡形象。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蒋蓝著作的《苏东坡辞典》一书

创新写作范式

用关键词展开苏东坡精神地图

看到《苏东坡辞典》，难免会让人想到乔治·史坦纳的《勘误表》、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我相信》、米沃什的《米沃什词典》……但在华语写作领域中，鲜见词条式写作范式。为何选用辞典这一形式来为苏东坡作传？

蒋蓝表示，在已经出版的苏东坡传记中，基本上可分三大流派，包括以张志烈等主编的《苏东坡全集校注》为代表的学术谱系类传记，以林语堂《苏东坡传》为代表的文学传记，以及文化普及类传记，不同类型的传记多达五六十种。

由此可见，要为苏东坡这样一位全民偶像作新传，要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让人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已经研究和书写苏东坡多年的蒋蓝，不断搜集新的文献、史料、研究和书籍资料，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典故和全新关键词，以采用开放性辞典式写作的世界经典著作为灵感，为苏东坡编写一部辞典式的传记。

与传统传记写作方式不同，在《苏东坡辞典》里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多元的、不确定的、开放性的辞典式写作。“辞典式的写作，既是向中国古代笔记的致敬，也承袭了古希腊哲人的‘思想断片’写作方式。”蒋蓝阐释道。

“断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书写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哲学家使用断片形式表述其思想。“断片是对思想、事件的深犁，既是生命的切片，又是对思想在场的无限贴近。”蒋蓝说，“这样辞典式、断片式的写作，逾越了叙事的惯常，恰恰也是一种对苏东坡思想自由性的体现。同时，也开门见山地彰显了东坡人生的来路与去向。”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化学者蒋蓝

刀剑、纡竹、天石砚……

“解锁”你不知道的苏轼

据不完全统计，近50年来，现当代人为苏东坡所作的学术、人生、文学传记上百种，相关书籍更是数不胜数。众所周知，对历史人物纪实性的书写，无论采取何种写作手法，都只能在既有的相关史料中进行抉择。因此，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内容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在这方面，我是特别注意的。可以说，这部书里，我在选择史料时，更偏向于冷门的内容，写了苏东坡大量不被研究者和写作者注意到的故事，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蒋蓝说。

例如，苏东坡与刀剑。“一个并不以刀为生的人，似乎在刀影的暗示下，抵达了一个词锋凌厉、精墨飞溅的地域。”蒋蓝在书中写道。“人们知道苏东坡的《却鼠刀铭》，实际上，他与刀之间有着更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苏东坡辞典》中，一条名叫“东坡的刀剑往事”的词条，将自称“少年带刀剑，但识从军乐”的文人东坡尚武的儒侠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描写作为器物的刀剑展开，道出苏东坡的人生故事与深刻哲思：东坡的刀剑，联结着他和苏辙之间的兄弟情深，刻录着苏东坡与郭祥之间千古知音的珍贵友谊，承载着他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精神境界。

再如苏东坡与纡竹。熟悉苏东坡的人，除了他的诗词，必然也对他所开创的文人画有所了解。在苏东坡的画作中，枯木、歧竹、怪石，是他尤其钟爱的题材。在《苏东坡辞典》里，“纡竹启示录”词条，特别将纡竹这一品种的竹子单独列出，深度精解苏东坡对其的偏爱。

纡竹的盘曲不直，被苏东坡想象为嫩竹为蛇所伤造成的扭曲。他认为，纡竹“困于嵌岩”而奋然向上，是其根性所在。“纡竹从出生起，‘懵懂’之时就已经形成了屈而不挠的天性。在它的身上，苏东坡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纡竹成为他心目里文人风骨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显现。”蒋蓝说。

又如苏东坡的“反向美学”。在词条“天石砚”里，蒋蓝通过叙说苏东坡少年时拾得奇石，被父亲苏洵称赞为“一方天砚”的故事，追溯了苏东坡与奇石的早期渊源。蒋蓝表示，《苏东坡辞典》中关于木假山、天石砚和纡竹的故事，实际上都体现着苏东坡的“反向美学”。

蒋蓝说：“人与文是一并生长的，人与文是一并起伏的，文是人的全部踪迹。如果把苏东坡的文展开的话，那就是他的宇宙。”

苏东坡画像（图据网络）

“新”解东坡

苏东坡的“人民性”贯穿整部书籍

苏东坡何以成为一个在世时就享有“名人效应”，至今仍然备受推崇的文人？谈到对于苏东坡的理解，以及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蒋蓝表示：“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苏东坡是中国历代文人中，最具人民性的一位。”他表示，“苏东坡打卡了中国70多个城市，纪念东坡先生的点位达500多处，这足以窥见苏东坡身上的人民性。”在《苏东坡辞典》里，词条虽然分散，故事虽然独立，但贯穿整部书籍的核心思想，都离不开苏东坡的“人民性”。

“老百姓最关心的从来不是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有多高，而是他所做的惠民实事。”蒋蓝说，在把超凡脱俗的文人才气化为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这一点上，东坡与竹的系列典故就让他感触颇深。“以‘竹’为例，我们知道苏轼是把中国竹文化推向崭新历史高度的一个代表人物，但他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爱竹、咏竹、画竹，而是将竹用之于民。” 在《苏东坡辞典》中，“卓筒井”“治理河道、再淘六井”“惠州西湖泯恩仇”三个词条，便讲到了苏轼利用竹子创新和改良水利工程、改善当地民生的经历。

蒋蓝介绍，北宋庆历年间，卓筒井技术在蜀地出现，而苏东坡作为一名文人，却对此有着高度的敏锐观察，还专门写下一篇《筒井用水鞴法》，成为后世研究中国钻井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后来，任杭州通判时，他将这种技术“横向推广”到当地，以竹管导引西湖水，创造出中国最早的城市引水管道系统。在惠州时，苏轼得知广州老百姓所饮用的都是又咸又苦的劣质水，有损健康，他便推荐实施了用大竹管接引离城20里山泉的简便易行的引水工程计划。这就成为有史以来岭南地区第一套自来水系统工程。

“苏轼是人民的苏轼，更是人类的苏轼。”蒋蓝认为，苏东坡的“人民性”，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能够延伸至世界的范围。在《苏东坡辞典》全书当中，蒋蓝也多次引入西方作家、诗人、哲学家对苏东坡哲学、美学、艺术立场的阐释，展现出一个“世界的苏轼”，形成一场穿越时空的共鸣和对话，为解读苏东坡打开了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