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扫尘。

阳光斜切入父母的卧室，在旧衣柜顶上投下一片明亮的色块。我踩着凳子攀上柜门，指尖触到一摞硬壳旧书，拂去经年的浮尘，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抽出来时，纸袋已脆，边角泛着枯叶般的黄。解开缠绕的棉线，一沓泛黄的信纸滑出，中间突兀地夹着一张A4打印纸。

摊开纸面，一封打印的自荐信落在光晕里，轻轻的。

我蹲在光里，读了起来。屋外传来隐约的爆竹声，屋内，只有纸页翻动的窸窣声，像时光静静走过。

“本人魏香隆，性别男，生于1940年。”

第一行，便让我怔了怔。1940年，这个年份本身就带着硝烟，在父亲口中，极少被提及。它像一个沉默的底色，托起后面所有故事的重量。他常说的起点，是下一句：

“1959年毕业于重庆第一机械制造工业学校工量具专业，正式选配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北京”两个字，在他一生的叙事里，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词。他只偶尔说起，云岗的三院、朱家坟的618厂、卢沟桥下的永定河以及北海公园的风，天安门的夜，还有，食堂里的白面馒头。那时，他十九岁。信里这样记录：

“从事军品型号研制的技术工艺、工装和机械等设计工作。”

这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光阴，迎来了急速转折，却平静得淡然：

“1970年年底我响应号召，参加了建设三线大后方的工作。”

响应号召。四个字，抹平了所有的辗转、离愁与义无反顾。他身后的北京，变成了一张需要仔细折叠、收进箱底的地图。他来到的，是我笔下那条山沟，那座在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厂。他的叙述也随之转变：

“负责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审核、订货……”

从“研制”到“建设”，从图纸上的远方，落到手中的砖石与钢铁。信中只轻描一句：

“为建成……基地付出了心血。”

“心血”这两个字，写在纸上轻飘飘的，可我却能感受到它的重量。

我见过他背着我，踩过雨后湿滑的山路；见过他伏在绘图板前，一坐就是半宿，身影被台灯的光亮牢牢框住，像一帧定格的影像。

他的心血，从不在纸面的措辞里，而在于鬓角早生的白发，在于背上安稳的温度，在于削铅笔时，那双始终稳定的手。

信的中段，是技术职称与职务的罗列：工程师，高工，副总工程师，总质量师……一连串的头衔，像他图纸右下角那些逐年变更的日期戳。而他提起这些时，语气总是平铺直叙，就像他下车间给工人讲解图纸时的样子。

父亲曾有机会返回北京总院工作，可他拒绝了，或是有太多不舍，不舍留下母亲和我们，不舍放下他手中的铅笔，和那些画了一半的图纸。后来我们每每说起此事，心里总是唏嘘不已。

最终，他留下来，继续他未竞的心血。

“组织并参与完成了HY-2、YJ-6等军品的转产试制和C601产品出口任务……”

这一串串型号代码，曾是他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焦点。它们最终化作了沙漠夜空的一道轨迹，或是深蓝海面上的一个坐标，却从未化为我们饭桌上的谈资。他的成就，被默默地归档。一部分写进加密的历史档案，另一部分，藏进了这沉默的、日渐佝偻的身体里。

信的节奏，在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职务叙述完毕，他笔锋一顿，写下这样一段话：

“本人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至今，从未脱离过工厂的技术、工艺、工装、机械等的设计编制及管理工作岗位。我一直是一个干实事的人。”

干实事的人。我不知道，时代是否会记住像他这样干实事的人，但这五个字却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舱门。眼前浮现出他做木工时严丝合缝的榫卯，教我看蜻蜓复眼时的专注，还有在他晚年，即使记忆渐渐模糊，仍固执地要为孙子削好每一支铅笔的样子……

信末，他写道：

“现我步入老年，但本人身体尚健康……总是不想闲着；因此，我想在有生之年能为社会出点力做点贡献，发一份光和热。特此自荐。”

阳光从我蹲着的地方移开。

我捏着信纸，久久未动。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那句压低了声音的念叨：“现在他常常忘记关燃气，可陪陪（儿子小名）上周说要削铅笔，他倒记得牢牢的。”

这封信，让我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午后，成为了它偶然的，却或许是最应该的读者。客厅里，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大，隐隐有父亲的鼾声传来。我将信按照原有的折痕，慢慢叠好，放回脆黄的纸袋。那窸窣声，像极了童年时，他翻阅图纸的声响。

我恍惚间觉得，父亲此刻并非在客厅，而是回到了那个机器轰响、灯火通明的年代。莫名地，脑海里无故就撞出了那句词，我却只能记得它的开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 ……

信，终究是没有寄出，而我有幸遇见他、打开它，读到关于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沉默而浩瀚的正文。

（魏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