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文化是中国的超级文化IP，蜀汉故地成都、曹魏兴盛之地许昌、三分天下策源地襄阳、东吴第一都南京，多地都有丰富的三国文化与遗存遗迹。

千百年来三国文化传承相续，包含着“忠义仁勇”儒家价值观、智慧谋略、英雄主义等丰富内涵。就三国文化的当代价值而言，沈伯俊指出“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是《三国演义》重要的精神内核。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出地方特色的视域下，三国蜀汉文化当代价值还包含了一些独特的内涵。如刘备始终坚持“以德服人”“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极致职业操守，“约己奉公、清正廉明”的自律品格，“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严法无私。此外，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和《诫子书》，以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千古家训，也是家风家教建设的鲜活资源。

其中，既富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又具有当代价值，能为铸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提供历史经验的文化内涵，还包括诸葛亮的华夷思想、民族政策及治理经验。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进行多方面治理：重新划分行政区，健全郡县制，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修复道路，以加强与内地联系；树立中央权威；加强与内地联系等等。诸葛亮南中治理起到了对边疆建设和稳定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三国志•诸葛亮传》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裴注引《汉晋春秋》以“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来概括其积极意义。当代学者韩国磐、翁独健、余明侠、黄剑华、罗开玉、王子今和方光华等都对诸葛亮的南中治理进行了高度肯定。梁满仓对诸葛亮治理南中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即“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支援北伐战争”“加快了南中地区的开发”等，认为诸葛亮“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一千多年以来诸葛亮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敬仰和崇拜。

诸葛亮南中平定及治理表现出儒家仁政爱民、华夷一统理念，其“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源于其儒家思想与性格为人，更由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平定南中的战略目的、刘备集团素来秉持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策略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葛亮受到巴蜀一贯以来用“和戎”之法处理民族关系的影响。南中就是三国时期对原西南夷的核心区域（主要是南夷部分）的称呼，秦汉之际曾开发经营西南夷。  

秦国早在秦惠文王、秦昭襄王时期就已开始经营巴蜀及西南夷边缘。在川南宜宾至南中腹地修筑“五尺道”，设置郡县并“置吏”进行管理，将西南夷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区域。为了北击匈奴，南平南越，汉武帝时代对西南夷有多次大规模的经略活动。其中唐蒙与司马相如前后相继颇有建树。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巨大功绩是撤销旧时的关隘，疏通灵关道路，在孙水源头架设桥梁，把汉王朝疆域向西扩展到整个西南夷地区，这些地方都请求归附称臣。司马迁高度评价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之功，《史记》不止一次提到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上的表现，并把《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先后编排在一起。诸葛亮治理南中的策略，显然受到上述史事的影响。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近年来，作家们不断推出表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优秀文艺作品。小说如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邱华栋的《空城纪》，舞剧如北京市委宣传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五星出东方》，话剧如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八廓北院》等等。前述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也有王军的非虚构作品《司马相如西南行》。《司马相如西南行》专注而深入表现司马相如打通“南域”的历史功绩，因为该功绩常被其文采、风流所遮蔽，不为人熟知；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司马相如这一段人生又特别契合新时代的命题，显得格外有意义，值得浓墨重彩地进行书写。

同样，传承发展三国文化，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也应该对诸葛亮治理南中，长久地滋养和强化着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书特书。

（作者艾莲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刘咏涛系成都大学文新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