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

十八年前的今天，汶川山崩地裂，江河倒悬。8.0级特大地震不仅夺走了数万人鲜活的生命，更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撕开了一道道巨大的“伤口”。此后数年，唐家山堰塞湖高悬于北川羌族自治县城上游，清平乡文家沟每逢暴雨便泥石俱下，映秀镇的崩塌山体时刻威胁着河谷两岸的村庄。

十八年过去，这片曾被撕裂的土地上已是另一番景象。

在北川擂鼓镇，曾经的受灾群众住进了青瓦白墙的安置小楼，门前流水潺潺，屋后青山叠翠；在凉山州安宁河谷，从高寒山区“飞地”而来的彝族群众，正在果园里采摘着丰收的果实……

数据是无声的见证者。十八年间，四川累计让超百万名群众彻底远离地质灾害威胁，全省地灾年均伤亡人数较“十一五”时期下降83.6%。

这是一场对地质灾害从被动避让到主动治理的“世纪跨越”，更是四川省自然资源系统交上的一份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沉甸甸答卷。

避险而迁

一场与地质灾害赛跑的“生命大转移”

2026年4月26日，凉山州宁南县华弹镇水塘村5组古家湾子滑坡体发生滑坡地质灾害。

所幸在2个多小时前，监测员巡查发现险情，镇村干部及时组织受威胁的21户34人紧急避险，无人员伤亡。这是四川地质灾害防治中最普通的一次临灾避险。但每一个经历者都明白：转移只能救一时，只要人还住在那片松动的山体下面，灾难随时会再来。

四川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近96%的面积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隐患点多面广、威胁范围大、成灾风险高。

“过去我们可能认为，只有大规模的隐患点才值得警惕，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隐患点就像一个个隐藏在山间的‘地雷’，不能忽视。”全国人大代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副州长王树明曾提供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阿坝州发育地质灾害隐患点达3412处，威胁18余万名群众，其中中小型隐患占比超过95%。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四川的避险搬迁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艰难前行。

2007年，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一年，四川已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管理办法，将这项工作纳入省级民生工程。汶川地震之后，面对山体松动、隐患点激增的严峻形势，四川在极重灾区率先探索“临时安置用地先行使用、旧宅基地复垦落实占补平衡”的用地模式。这个从废墟中摸索出的经验，为山区搬迁安置积累了一批宝贵的“实战经验”。

2023年，四川印发《四川省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村（居）民避险搬迁总体规划（2023—2027年）》，明确搬迁约5.9万户、22.6万人，这也是四川单次规划的最大规模山洪地灾避险搬迁。

资金曾是避险搬迁的最大“拦路虎”。自2007年以来，四川先后三次大幅度提高省级补助标准：从最初的0.8万元至1万元/户，逐步提升至现行的3.5万元至4万元/户。但这仍不足以覆盖全部搬迁成本。四川开始“破壁”——打破单一财政补助的“天花板”，在全国率先推动避险搬迁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深度绑定。

2023年，四川抢抓国家增发国债重大机遇，成功争取专项国债资金35.39亿元，按照每户15万元标准，惠及2.6万余户群众，最终构建起“省级补助+市县配套+群众自筹+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筹资体系。

在自贡荣县，通过“避险搬迁+增减挂钩”模式建成的集中安置点里，群众户均获得拆旧补偿、基础设施配套资金16万元，自筹比例降至15%以下。搬进新家的村民刘德富笑着说：“以前住在山脚下，一到汛期就睡不着觉。现在好了，政府帮了大头，我自己只出了几万块钱，就住进了这么好的房子。”

破茧重生

从“无地可搬”到“飞地突围”

如果说“没钱搬”是避险搬迁的第一道坎，那么“无地可搬”则是四川面临的更深层困境。

川西高原山高谷深，盆周山区沟壑纵横，许多隐患点周边根本找不到一块安全的平地用于安置。石棉当地干部曾这样形容：“站在滑坡体上看四周，脚下是危岩，对面是陡坡，河谷是行洪区，往哪儿搬？”

面对困境，四川打破常规亮出了“杀手锏”——跨区飞地安置。

所谓“飞地”，就是打破乡镇乃至县域的行政边界，在受威胁区域之外寻找安全的安置土地。这一模式的关键突破在于：将避险搬迁安置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先保障，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优化微调政策，并开辟审批“绿色通道”。

黑水县扎窝镇朱坝村二瓜西组的安置，成为“飞地模式”的经典案例。

在县级层面统筹协调下，这个高山村寨的52户群众，被安置到了河谷地带的一块安全区域。安置点选址历经7轮比选、3次群众代表投票，群众的搬迁意愿从最初的65%跃升至100%。当年选址、当年建设、当年入住，创造了避险搬迁的“黑水速度”。

在凉山州，这种“飞地模式”被赋予了更深的意涵。高寒山区的彝族群众“飞”到安宁河谷，安置点紧邻农果业核心区。62户彝族群众就近在果园务工，人均日收入120元。

如果说“飞地安置”解决了“往哪儿搬”的选址难题。那么“增减挂钩”则解决了“搬完后怎么办”的土地利用问题。

在四川的实践中，避险搬迁与土地政策深度绑定的“组合拳”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红利。

雅安市引导安置点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凉山州将旧宅基地复垦纳入增减挂钩项目，节余指标交易收益5300万元反哺安置区建设。

在南充市仪陇县，农村安置与县城安置并行。农村安置点按每户10万元标准配套基础设施，县城则确定江湾绿城提供343套房源，70户群众通过摇号自主选房。

在绵阳市，避险搬迁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同步编制、无缝衔接。这种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推动搬迁群众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加速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

四川通过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重构了山区的人口分布格局和城乡关系，实现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此心安处

从“挪个险窝”到“换个活法”

在绵阳市平武县大桥镇田坝村，搬进新家的村民兰绍斌告诉记者，“我们一家3口人，新居有120平方米，家具、电器、厨房用具等一应俱全。这一搬就搬进了好日子！”

针对避险搬迁户的就业增收问题，大桥镇将避险搬迁安置与避暑康养产业相结合，协调联结多方形成“群众自建+政府配套+集体入股+企业”的运营模式。新建成的10栋安置房全部为三层，其中下面两层为居民自住，楼顶第三层通过外部楼梯与空中走廊相互连接，由居民出租给第三方运营公司打造成为“溪畔方田”乡宿并对外经营。乡宿预计年收益超50万元，按照2:2:6的比例，每户群众每年至少分红1万元，村集体经济每年分红10万元。

2007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管理办法，将避险搬迁纳入省级民生工程，确立了核心工作原则和基本制度框架，实现了搬迁工作从自发行为到制度化推进的根本转变。此后，逐步建立“户申请、村复议、乡审查、县认定”的四级识别程序，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元安置模式，建立了全省统一的项目储备库和验收销号制度，构建起“协调、宣传、激励、督导”四大工作机制，实现了项目全流程闭环管理。其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始终是核心目标。

自贡市荣县铁厂镇依托石笋沟4A级旅游景区，镇上扶持搬迁户发展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曾经在山脚下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农户，如今成了接待游客的“老板”。黑观音村2组村民邓学荣算了一笔账：“1年下来，纯收入10多万元。”

“搬迁容易，但安居很难，不能让群众安心地留下，他们又回到曾经的老宅里。”省自然资源厅防治处相关负责人说，从熟悉的山村搬到陌生的安置点，邻里关系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社会网络需要重建。如何让群众从“物理迁入”真正实现“心理融入”，是四川避险搬迁工作面临的最深层次挑战。

凉山州的答案是“彝俗新治”。针对跨村、跨乡安置带来的融合难题，当地创新治理模式，由搬迁群众中德高望重的长者、调解能手组成“德古”调解队，实现了“小事不出楼栋、大事不出社区”。

阿坝州黑水县的做法是“整组搬迁”。尽可能将同一村组、同一寨子的群众集中安置在一起，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熟人社会结构和邻里关系。

广元市青川县探索出“以院建点、医养结合”模式。专门针对鳏寡孤独、重度残疾等特殊困难群体，依托乡镇养老院，将避险搬迁与医疗养护、长期安居相结合。

成都市天府新区推行“1+3+N”治理模式。建立社区议事厅，开展文化活动，收集办理群众意见。安置点的党群服务中心成了群众的“第二个家”，物业、就业、养老、调解等便民服务“一站式”解决。

十八年前，汶川地震的废墟上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十八年间，四川用一场规模宏大的避险搬迁为这句话续写了生动的注脚。四川省自然资源系统用近二十年光阴写就的“生命答卷”，折射出这个伟大时代对每一个平凡生命最深沉的关爱。

如今，全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现场会即将在绵阳市平武县召开，这既是过往奋斗的里程碑，更是新征程的起跑线。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四川不会停下前行的脚步：更完善的多元筹资机制，将让更多群众“少出钱、不出钱”也能搬进安全房；更深化的政策集成创新，将推动避险搬迁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搬迁成为群众迈向共同富裕的“加速器”；更系统的高风险县城地质安全综合整治，将为更多家庭筑起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

从“悬着的心”到“踏实的梦”，四川正在书写一部生生不息的迁徙史诗。

（赵蕾 四川经济网记者 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