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顶流明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没有所谓的“IP加持”。一部讲述南洋华人家族故事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这样静悄悄地火了。这不禁让人发问：在这个算法精准计算用户喜好、流量明码标价的时代，一部“算”不出任何爆款公式的电影，凭什么打动了人心？答案或许藏在那句台词里“做人要有情有义”，也藏在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命题中——人文经济学。

《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一、“有情有义”，是最好的生意

《给阿嬷的情书》跨越三代人，串联起一段华人下南洋的艰难岁月。在那些泛黄的侨批里，我们看见的不是宏大的商业传奇，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如何靠着“信”和“义”，在异乡活下来、站起来。

“批”，在闽南语、潮汕话里是“信”的意思。“侨批”，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汇合一的家书。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华侨华人，就是通过这一封封侨批，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寄回故土。当年专门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或“批脚”。他们走街串巷，身上揣着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封侨批。在那个没有银行监管、没有法律保障、通信全靠两条腿的年代，这无疑是对“人性”的巨大考验。然而，令人震撼的事实是，几乎没有发生过批脚卷款逃走的事件。

支撑这个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制度约束体系的，是一套深植于中国人内心的伦理准则——“信义”。批脚们大多也是穷苦人出身，他们知道，手里攥着的不是一张张钞票，而是一户户人家翘首以盼的口粮、药费、儿子的婚娶钱、父母的棺材本。拿走这笔钱，一家老小就要挨饿受冻。这种“将心比心”的道德自觉，在很多时候超越了法律条文的约束。

更大的图景同样印证着这个逻辑。从晚清到民国，一代代下南洋的华工和侨商，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家人，更为国家创造了巨量的外汇收入。据相关研究估算，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总额巨大，超95亿元法币，构成战时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侨批依然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血脉。据粗略统计，1950年至1988年中国侨汇收入共96.1亿美元，同期外贸赤字61.24亿美元，侨汇对于弥补外贸赤字和平衡国际收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战乱到建设，从救亡到兴国，这一封封跨越重洋的薄薄信笺里，承载的始终是海外游子对故土的责任与深情。

这就是人文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义”和“利”从来不是对立的，好的“义”，本身就是可持续的“利”。这是千百年商业实践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是从街头巷尾的小本经营到纵横南洋的商业帝国，都能赖以长青的根本逻辑。《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拍出了这份深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信念：做人要有情有义，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二、算法为什么“算”不出好作品？

从南洋的故事回到当下，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都知道真情实感能打动人，为什么今天的影视行业，反而大量生产着“不动人”的作品？

因为大量作品是被“算”出来的。大数据告诉你观众喜欢什么类型的剧情，算法推荐你该在几分钟设置一个“爽点”，流量明星的带货数据决定了谁是主角，IP的点击量决定了哪个项目能够立项。从选题、选角到剪辑、宣发，每一个环节都在追求“确定性”，一种可以被财务报表精确计算的确定性。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真情实感”这种东西，天生就是反算法的。它是创作者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是演员对人性幽微处的深刻洞察，是编剧把个人生命体验融入叙事的真诚。这些东西没办法量化，没办法放到PPT里作为KPI考核，也没办法写成算法推荐的标准公式。

于是，在一个唯数据论英雄的产业逻辑中，“真诚”就成了一种奢侈的“非标品”。没有人会反对拍好作品，但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可以通过流量明星保底、通过热点题材冲热搜、通过算法分发精准获客的工业流水线时，慢工出细活的“笨办法”，就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了。这本质上是一种“物的逻辑”对“人的逻辑”的驱逐：人们关心的不是“好不好看”，而是“火不火”；制作方追求的不是“打动人”，而是“不出错”“能回本”。

而《给阿嬷的情书》所做的，恰恰是逆这个逻辑而行。没有流量明星，那就找最合适的演员；没有IP加持，那就靠扎实的剧本说话；没有炫目的特效和反转，那就老老实实把几代人的情感讲透。它用最“笨”的办法，却收获了最聪明的结果。当市场上充斥着千篇一律的“算计型产品”时，一部真正投入了“人”的情感与温度的作品，反而获得了最大的差异化竞争力。

《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三、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内容多样性”？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还引发另一种追问：这类“走心”的作品当然好，但那些轻松搞笑的微短剧、穿越重生的爽文、节奏飞快的娱乐内容，难道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吗？这个时代的观众，是不是也有权利选择一些“不费脑子”的快乐？

这个问题，如果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答案会变得清晰。人文经济学从来不主张用一种高雅的趣味去“替代”大众的娱乐需求。它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欣赏阳春白雪，也不鄙薄普通人的消遣权利。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俗”的存在，而是“多样性”的丧失。

今天的文化市场面对的，其实不是“雅”和“俗”的矛盾，而是“丰富”和“单一”的矛盾。当一个平台的推荐算法把所有流量都导向“三分钟一次反转、五秒钟一个爽点”的快餐内容，当投资者只愿意为“穿越”“重生”“逆袭”这些经过数据验证的爆款公式买单，当市场上只剩下同一种“爽”的逻辑时，真正受伤的不是高雅文化，而是整个内容生态的多样性。需要慢慢讲的故事，关注普通人细碎生活的视角，对历史怀有敬畏之心的创作，这些无法被归纳进算法公式的内容，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挤出”市场。

人文经济学对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经济发展的终极尺度不是流量的最大化，而是人的发展。这句话放在文化产业上尤其贴切。我们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市场？是一个只有廉价刺激和即时快感的世界，还是一个有笑有泪、有深有浅、既能抚慰疲惫也能滋养心灵的世界？答案不言自明。这就要在产业政策、平台责任、评价体系中为人文价值留下空间——不是对抗市场，而是让市场真正“丰富”起来。

《给阿嬷的情书》的结尾，阿嬷对孙子说，做人要有情有义。侨批时代早已远去，但那一封封泛黄信笺里承载的“信义”，不应该被遗忘。有情有义，不是生意的负担，而是生意的根基。今天的我们，在面对更复杂的市场、更发达的技术、更精密的算法时，始终要记住，经济发展的终极尺度不是数据，是人的尊严与联结。这不是怀旧，而是未来最稀缺的竞争力。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

（图片来源于片方微博）